文章如此命题似乎有套用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的大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书名之嫌，但这“纯属巧合”。
话说自从拜伦生前好友、爱尔兰作家穆尔１８３２年为诗人作传以来，一百多年里，拜伦的传记可谓层出不穷。这也正常。因为传主毕竟是一位曾经名声显赫、影响与拿破仑比肩、生活创作及社会实践都特立独行的
最权威的面孔――莫洛亚（Ｍ．Ａｎｄｒé Ｍａｕｒｉｏｓ）《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外国作家传记丛书”之一，１９８５年１月版
莫洛亚（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从事英国研究的杰出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而他的创作中又以传记最具特色，他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人们普遍认为，《拜伦传》（１９３０）是莫洛亚所创立的文学传记体裁的第一个实际范例，他在其中倾注的心血也最多。这部书既有可读性，又具可信性，其中译本已成为中国拜伦研究界必不可少的权威工具书。
客观地看，这部传记确实内容丰富可信。全书近二十八万字，是所有中译本拜伦传记中篇幅最长的。为写此书，作者沿着诗人一生的行踪，从其伦敦的出生地到纽斯台德故居到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希腊等地，一路考察发掘，由此可见其所下的“田野调查”功夫非同一般。书中立论也是较为客观笃实的，并不因为作者对传主的尊崇而在书中刻意回避掩饰什么、拔高夸大什么，并进而对拜伦的对立面贬抑、毁损什么。如在叙述到拜伦夫妻关系的破裂时，作者虽然对拜伦妻子安娜贝拉的工于心计和过于理性不满，但也没有回避拜伦性格的乖张、感情生活的不检点等给妻子带来的痛苦。对拜伦放纵情欲的事实，书中也有适度而正面的揭露。作者甚至没有否认诗人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和与剑桥男生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作者本意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为诗人恢复名誉，但他却没有因此而违背客观忠实性的传记写作原则，我们相信，如此写作，作者必定经受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抉择过程。但正因如此，作者写出了一部难以超越的“信史”，为此即使付出心灵上的一番煎熬也是值得的。丹麦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勃兰兑斯十九世纪后期在他的名著《十九世界文学主流》中也曾大篇幅地介绍拜伦的生平创作（此部分内容曾由侍桁以《拜伦评传》为名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公司于１９４８年出版，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册也包含了同样内容，亦由侍桁译出。该册新译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出版，由徐式谷等译），但他对拜伦的成就、影响和人格方面都有过分美誉之嫌，他更不愿意承认拜伦的乱伦、同性恋问题。实际上这只会让读者对作者结论的权威性打问号。
在莫洛亚看来，传记既要有历史的忠实性，也要有文学的生动性。他有意把自己的传记作品写得像小说一样曲折生动，令人读来爱不释手。因此，在占有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本书有详有略，有叙有议，裁减适度，重点突出，结构均衡，对与传主有关的人物的命运、重大敏感事件的来龙去脉，均交待周详。本书还披露了大量有关拜伦的生活细节如他的运动游戏、娱乐休闲等。他练拳击，打板球，横渡赫勒斯滂海峡，声称让狗熊考奖学金，为爱犬写墓志铭……让我们看到在战士、诗人和浪子之外的另一个具有顽强生命意志、坚定精神毅力、优雅生活情趣的贵族拜伦，因而同时也是更为真实的作为“人”的拜伦。
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莫洛亚《拜伦传》对拜伦诗歌创作未作深入的学术理论层面的分析，可能是其不够深刻的表现。而这就有点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本书刚刚翻译过来时人们嫌它对拜伦作品思想性的分析“显得很不够”，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的发掘也缺乏深度”（裘小龙：《拜伦传・译者前言》）一样，是对二十世纪初筚路蓝缕进行传记文学创作探索实践的作者过于苛求了。而且，人物传记的任务毕竟与学术研究专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由于传主与雪莱的关系，正如莫洛亚《拜伦传》大量涉及拜伦与雪莱的交往及他们在思想、创作上的相互影响一样，作者最早的传记作品《雪莱传》中也有不少两诗人交往方面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阅读。
最沧桑的面孔――鹤见?辅《拜伦传》，陈秋帆译，湖南文艺出版社“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１９９５年９月新１版
湖南文艺版的《拜伦传》是较为通用的译本。其实，鹤见?辅的《拜伦传》写于１９３５年，而早在１９４３年，陈秋帆先生（署陈秋子，钟敬文先生夫人）即已将其译出交桂林远方书店出版。１９４６年上海新知书店又再版一次。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湖南人民出版社以《明月中天：拜伦传》为题将其列入“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修订后重版了这部书（近十五万字）。１９９５年９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新一版后，２０００年４月中共中央党校“世界名人名家名传”丛书还出版了李军译新版《拜伦传》（与《歌德传》合出）。所以，鹤见?辅的这部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中文译本中惟一有多个版本、多次印刷的一部，也是发行时间最长的一部，称其为最具沧桑感的一部中译拜伦传记，当不为过。
鹤见?辅（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是日本现代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这本《拜伦传》主要参考了莫洛亚的《拜伦传》，并酌采了托马斯・穆尔等人有关拜伦的传记，而且篇幅也不长，有人因而称其为莫氏《拜伦传》的“缩写本”。其实本书也颇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同时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社会斗争过程中还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首先，传记突出了拜伦作为追求个性自由、反叛精神强烈的斗士兼诗人的形象，这是传记作者本人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共鸣所致。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特定的呼唤民族独立解放、反对异族侵略的历史背景下，拜伦同情被压迫民族、支持异域民族解放斗争的高尚作为无疑使国人感到亲切和鼓舞。这是这部《拜伦传》能够在中国比较及时地译出并于抗战期间再版的主要原因。这一意义，钟敬文先生的《译本序》说得很清楚：“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今天，在艰苦地战斗着，在崇敬着拜伦那种豪侠行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会从这个传记里得到深刻的感动和高贵的启示么？”（钟敬文：《明月中天：拜伦传》译本序，第１１页，第１５页）而这与１９０２年梁启超通过自己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把拜伦及其诗歌介绍给国人的动机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鹤见以极其抒情的笔触摹写以激情著称的浪漫主义诗人，可谓适得其所、相得益彰。全书文笔生动，叙事有致，字里行间热情洋溢，推崇褒扬的倾向性非常鲜明。诗一样的语言，格言般的评说，使得本书成为所有拜伦传记的译本中最有抒情味的一种。曾有论者提出本书的资产阶级传记作者的“趣味”和“偏见”问题（可参见易闻实《拜伦和鹤见?辅的〈拜伦传〉》，附湖南文艺版《拜伦传》），认为鹤见津津乐道于拜伦的“随身骑士”、爱情纠葛等，而没有较多地介绍意大利革命者、拜伦对暴动工人的支持演讲等。其实，与几种已移译的西方拜伦传记相比，即使用我们正统的观点看，鹤见的创作都是比较得体的。他不仅对拜伦的革命行为评价颇高，而且对已基本没有异议的拜伦私生活的放荡等问题，也是巧妙地以待解之“谜”的形式予以暗示或回避。如著名的“赛沙?Ｔｈｙｒｚａ?组诗”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后期英国诗人兼传记作家约翰・尼科尔（Ｊｏｈｎ Ｎｉｃｈｏｌ）在其《拜伦传》中就指出赛沙是暗指一位男性，莫洛亚的传记里也透露出拜伦与爱莱斯敦的不正常关系，且拜伦的书信和某些创作让人很容易产生赛沙就是爱莱斯敦的联想，但在鹤见书中则只是将这些归为“谜”，从而含含糊糊地交待过去：“（‘赛沙组诗’）都是哀艳凄断、感人心脾之作……是为谁而写的呢？到今天还隐藏在神秘之中。”（湖南文艺版，第９７页）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笔者在搜罗拜伦传记过程中，还曾购得一部台湾版《拜伦小传》。这部署“（日）小林旭日原著，戎耐婷编译”，台湾先见出版公司列入“风云人物系列”之十于１９９３年６月出版的传记，与大陆陈译本相比，印制质量是很好的，但除了没有钟敬文“中译本序”和戈宝权“丛书总序”外，惟一的“原创”内容就是有一篇介绍拜伦生平创作的短“序”而没有采用鹤见的原序，正文则与陈译本完全相同，一字不差。这是什么原因，两个本子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就不便妄猜了。
最革命的面孔――叶利斯特拉托娃（А．А．Елистратова）《拜伦》，周其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版
这部传记根据叶氏１９５６年俄文版译出。据周夫人倪翰芳在中译本后记中介绍，这是周其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可见当时是最新资料）的译品，而且经过再三校订，已于六十年代初由出版社审校完毕，只是由于“文革”爆发而尘封，最终在译者逝世三年后的１９８５年出版。
叶氏《拜伦》其实也可说是学术姿态最鲜明的一种，严格说这是一部拜伦生活与创作的评传。它不像一般传记那样讲求文学性，追求生动有致的细节甚至戏剧性的情节，而是把重点放在对拜伦思想、性格发展轮廓的追溯和勾勒上，通过对诗人生活创作中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作者的结论。全书分析多于叙述，论证繁复，资料翔实（如在介绍拜伦关注路德运动时，提供了大量的有关这场工人运动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常常结合俄苏文学历史和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比较论证（如别林斯基的论述、拜伦对普希金的影响等），这是其他西方同类传记所无法具备的优势特色和独家专利。叶氏对西方拜伦研究界的一些传统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关于著名的“东方”及“东方故事诗”等概念，叶氏并不认同。她认为，拜伦自己并未使用此类概念，且此类概念与英国传统意义也有差异，为此叶氏用“１８１３至１８１５年的‘反叛叙事诗’”来指称“东方故事诗”。作者还认为此类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能算是典型形象（她甚至还避免使用“拜伦式英雄”的概念）。此外，本书对拜伦戏剧（具体说尤其是对他的历史悲剧）有一定篇幅的分析，这也是其他拜伦传记所欠缺的。
当然，革命性无疑仍是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色。作者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加上传主本身的叛逆性和对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使得阶级性、斗争性等社会学概念在本书中获得了充分发挥的空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学术话语在文本分析中应该拥有的位置。本书把拜伦的带有叛逆性的作为统统上升为与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将拜伦在意大利、希腊的活动全部归入自觉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当然并不符合拜伦的思想认识实际。为了突出社会主题，叶氏很少涉及诗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回避了拜伦那些容易为人所诟病的人格缺陷，如几乎所有其他拜伦传记都要大量渲染的同性恋、乱伦、性格暴戾等毛病，书中基本不提。而情感世界尤其是爱情生活在诗人生活与创作中的比例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刻意回避，本书连诗人的爱情诗也无法切入研究了，这是本书一个很大的不足，它由此而带给读者的印象是拜伦几乎是个纯粹的政治讽刺诗人。不过话说回来，也正因如此，本书与其他几部来自西方的传记风格迥异，尤其是人民性（叶氏称公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及其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固然产生了难以弥补的学术审美性的缺失，但在体现当时苏联学界的主体性、学术趣味和价值标准体系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长期以来西方中心思想甚至已经成为人们的无意识的背景下，其原创性、独立性的言说尤显珍贵。而且这种研究路数在当时也是符合长期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中国学界的期待视野的。
其实，在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写的《英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一分册（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版）中，叶氏即承担了其中“拜伦”部分的撰写（见缪灵珠等译《英国文学史（１７８９～１８３２）》第六章，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从结构、内容、观点等方面比照，叶氏专著基本上只是对前者的充实（十九万余字，比文学史中的专章长了一倍）和学术格式上的规范，而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最精致的面孔――马尚德（Ｌｅｓｌｉｅ Ａ．Ｍａｒｃｈａｎｄ）《拜伦》，台北名人出版社出版，林丽雪译，梁实秋主编“名人伟人传记全集”之５０集
马尚德（１９００～１９９９，又译作马肯德），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拜伦学者之一，权威的十二卷本《拜伦书信日记全集》总编。１９７０年，作者在三卷本《拜伦传》（１９５７）基础上推出一卷本拜伦传记《拜伦：一幅肖像》（Ｂｙｒｏｎ?Ａ Ｐｏｔｒａｉｔ），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一方面是对三卷本传记的提炼缩写，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对原书有些不够准确和清晰的地方作了调整、修改和补充。因此之故，在此基础上编译过来的中文版《拜伦》（未标明出版年份）是对马氏缩写本的再提炼，堪称名副其实的“精致”之作。
本书堪称精致的另一原因（同时也是本书另一大特色）是附录了近六十幅与拜伦生活、创作有关的资料图片，包括拜伦及家人、情人、朋友等的画像，拜伦庄园、手迹、墓碑等的照片。这给读者以丰富的感官印象。而与原作相比，中译本还结合传记内容在全书各处插入了十余幅插图，这些插图线条简单夸张，构思颇具漫画意味。如在介绍拜伦的剑桥读书生活时，书中就插入一幅拜伦牵着狗熊在校园散步的滑稽插图。我们从其他传记中都曾读到过拜伦为了表达对大学生活的不满而扬言要让他的宠物狗熊考牛津、剑桥的奖学金的故事，此图与之对应，既表现了拜伦的叛逆情绪，也形象地揭示了青年拜伦在大学时期生活的荒唐和混乱。
马尚德对拜伦人生轨迹的描述往往有自己的独特发现和处理。如对于拜伦１８０９年在获得上议院席位并出版《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之后为什么急于出国，很多拜伦传记似乎认为其中不存在什么值得追究的问题。然而，本书作者却认为：“他急着要离开英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因为，“他写给翰生先生（拜伦的监护人）的信中提到他并不是因为出版了那本讽刺诗，怕得罪人而要赶快逃出英国，‘但是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永远不想再回到英国来住。为什么――这是一个谜……’”（名人版，第４０～４１页）虽然本书未能揭开这个谜，但提出问题本身即已表明了作者的敏锐眼光和问题意识。本书对拜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焕发出来的崇高精神的关注，特别是对他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斗争实践活动的描述，在所有几个中译本传记中比例是最大的。作者通过较多篇幅的细致介绍，表现出了对这位拿剑的诗人的敬仰之情。遗憾的是在解释其动机时，作者难免仍落入了“个人英雄主义”说的窠臼。作者这样解释说：“拜伦向往做这些危险的工作，是另外有其原因的――他一方面想达到他早年崇拜英雄的想法；另一方面则感伤自己年华老去，不再吸引人，而渴望像他早年所崇拜的男女，很完美地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名人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难说拜伦没有这种心理，但如果无视拜伦天生的同情心、反叛精神及对意大利希腊等历史与现实的了解所激发的斗争欲望和勇气在拜伦最后岁月中的意义，则其解释将肯定是片面的。
本书中译本有一处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第７４页有这么一段话：“这女子名叫克莱・克莉爱，她之所以会仰慕拜伦，是因为要向她的母亲示威。她的母亲玛丽・高文和诗人雪莱私奔，起初她也暗恋着雪莱，并引起母亲不安，如今她为了‘自谋发展’而找上拜伦。”如所周知，拜伦出国前，确有一女子主动向拜伦示好，并成为诗人在英国的最后一个情人。此女名Ｃｌａｉｒｅ Ｃｌａｉｒｍｏｎｔ（通译克莱尔・克莱尔蒙特，本书译作克莱・克莉爱）。雪莱情人玛丽・高文（“高文”又译葛德文）是哲学家葛德文与第一任妻子所生，克莱尔则是葛德文第二任妻子改嫁葛氏前所生，因而玛丽与克莱尔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诚然葛德文一家几口人的关系因为户主的几次婚姻而有些错综复杂，但其他几种拜伦中文传记、马尚德传记原文及有关雪莱的传记等对这些女性的关系都是有一致而准确的介绍的。所以该中译本如此失误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它使得拜伦这张颇为“精致”的中国面孔出现了一丝瑕疵。或许这就是“编译”的代价？
最正宗的面孔――伊丽莎白・朗福特（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Ｌｏｎｇｆｏｒｄ）《拜伦传》，杜若洲译，台北中华日报社出版部“传记文学丛书之十一”，１９７９年６月出版
莫洛亚的传记权威可信，叶氏作品长于社会分析和资料印证，也极具独特参考价值，鹤见的拜伦传记声情并茂，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有特殊影响。总之这些中译传记都有它们的价值和特色。但很长时期里，我们读不到来自诗人同胞所写的传记，总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如果说拜伦的生前好友爱尔兰著名诗人托马斯・穆尔的《拜伦传》因为产生时间早、资料不全、缺乏沉淀和分析等原因，以及由于将诗人生平介绍和作品混在一起而显得有点庞杂，因而导致中国译者不愿意花功夫译介给国人的话，那么英国当代教育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名传记作家朗福特（１９０６～２００２）的《拜伦传》（１９７６）就算得上是一道正宗而较时鲜的英国本土产品了。
朗福特写过《维多利亚女王传》《威灵顿公爵传》等传记作品。在写出《拜伦的希腊》（１９７５）的基础上，朗福特创作的这部《拜伦传》虽然篇幅不长（中译本约十三万字），但由于本书创作时间相对较晚，且作者兼有文化与地域之利，所以本书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
比如作者介绍到，１８６４年英国曾给一些名人故居颁挂蓝色纪念牌匾，拜伦在伦敦霍尔斯街（Ｈｏｌｌｅｓ Ｓｔｒｅｅｔ）的故居当时也享受到此荣誉，但事易时移，如今不仅牌匾不见了，就是拜伦故居也被拆除，除拜伦铜像至今犹存外，原地矗立起来的是一家壮观的百货公司。看来，保护传统文化和发展经济的矛盾并不只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啊。作者还介绍，１９３８年，拜伦棺柩曾如何被打开查看；１９６９年，拜伦如何终于为西敏寺所接受，在“诗人角”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这些都是身处诗人祖国的传记作家提供给我们的零距离报道和贴身权威信息。
朗福特没有回避诗人与奥古斯塔的情人关系，但也没有在道德伦理层面作过多的纠缠，只是作客观的平实的叙述。对于同性恋问题，作者持同样的态度和写法，但她对剑桥男生约翰・艾德勒斯登（Ｊｏｈｎ Ｅｄｌｅｓｔｏｎ）在拜伦心中“激发起一种‘激烈但是却纯洁的爱与热情’”的叙述，却比鹤见传记中关于“赛沙组诗”的“谜”一样创作动机的观点要明确。这自然与作者身处二十世纪后期时代发展、观念开放、社会对性生活价值取向趋于宽容的背景有关。
作者虽为女性，但她对拜伦妻子安娜贝拉显然并不同情，甚至还有相当的反感。这可从传记中对安娜贝拉如何接近拜伦、欲擒故纵的拒绝拜伦求婚、拜伦几乎放弃后她又主动写信联系（她捏造了一个拜伦的情敌刺激他）、最后受到暗示的拜伦第二次求婚，安娜贝拉终于首肯等等细节描写上可以看出。无怪乎作者在讲到拜伦被迫与妻子分居与流亡国外一事上的关联时说，本来，“他是天生的猎人，但是在这件婚姻里，他却成了被追逐的猎物。”（中华日报版，第９４页）作者以此突出了安娜贝拉工于心计、理性至上、控制欲强等与拜伦性情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虽然语气客观，但读者的倾向性已经显露无遗。
在几个中译本中，朗福特本是惟一一部提到“希腊群岛”（中译名《哀希腊》）一诗的。《哀希腊》是《唐璜》第三章中的一首插曲，在诗中拜伦感叹希腊古今盛衰的巨大反差，对昔日英雄辈出、今日却臣服在异族压迫下的希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拜伦又正是牺牲在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战场。所有这些，让二十世纪整整上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对这位诗人及其《哀希腊》产生了极大的兴味。可以说，《哀希腊》在中国的知名度之高，是其他外国诗歌无法比拟的。因此，朗福特的这一内容（详见中华日报版第３１～３２页），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历史情结和审美期待。
本书还是惟一一部提到拜伦创作吸血鬼小说一事的中译拜伦传记。原来，拜伦１８１６年旅居瑞士日内瓦时，与雪莱及其后来的夫人玛丽（当时雪莱未与前妻艾哈丽特离婚，故实只能算是情人关系）、玛丽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克莱尔（拜伦在英国的最后一位情人）等人为邻。拜伦等四人在一次雨夜闲谈之际，商定各写一篇鬼怪的故事。但最终完成的只有玛丽，她写出了《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这部著名的哥特小说后来还被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另两位当事人雪莱和克莱尔都退出了，拜伦则写了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后来被波利多利所窃用而写成了‘吸血鬼’。”（中华日报版，第１０７页）１８１９年出版的这部《吸血鬼》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哥特式小说。不过，本书没有说明的是，出版商为了谋求销量，还“窃用”了拜伦的名字，作品最早是以拜伦的名义在一种杂志上发表这部拜伦创意、波氏本人执笔的哥特式小说的。无论如何，波氏客观上替拜伦在哥特小说创作史上争得了一席地位，这也该算是他对自己曾经的雇主的一份报答吧。
尽管这五种传记各有特色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相比西方拜伦传记研究的丰富资源和不断出现的新成果，中国拜伦传记译本如果仍然满足于仅有的五副面孔就显得单薄和迟滞了。或许不久以后再谈此类话题时，我们如果再要沿袭现在的命名思路，就需要将越来越可观的拜伦中译本唤作“拜伦的诸副中国面孔”了。我们期待吧！
 |
